摘要:當前美國經濟正處於多重政策變數交織的關鍵節點:債務利息支出突破歷史高峰、聯準會貨幣政策路徑迷霧重重、企業獲利在貿易摩擦與技術革新中尋找平衡。這三大維度的博弈不僅牽動著美股、美債、美元等核心資產的走勢,更折射出美國經濟在財政擴張、政治幹預與市場規律之間的深層矛盾。一、債務高企與政治博弈:財政可持續性的“壓力測試”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問題已進入「量變到質變」 的臨界點。目前債務利息支出已超過聯邦醫療保險
當前美國經濟正處於多重政策變數交織的關鍵節點:債務利息支出突破歷史高峰、聯準會貨幣政策路徑迷霧重重、企業獲利在貿易摩擦與技術革新中尋找平衡。這三大維度的博弈不僅牽動著美股、美債、美元等核心資產的走勢,更折射出美國經濟在財政擴張、政治幹預與市場規律之間的深層矛盾。
一、債務高企與政治博弈:財政可持續性的“壓力測試”
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問題已進入「量變到質變」 的臨界點。目前債務利息支出已超過聯邦醫療保險和國防開支,根據「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」 預測,明年利息支出將達1 兆美元,僅次於社會安全成為最大開支。這項變化的核心在於債務成本與經濟成長的「倒掛」—— 自2000 年代初以來,經通膨調整的10 年期美債殖利率長期低於經濟成長預期,而如今兩者均升至2% 以上,形成伯恩斯坦(前拜登經濟顧問)口中「債務可持續性的遊戲規則改變者」。
債務膨脹的背後是政策的持續擴張。川普政府的減稅與支出法案、拜登政府的擴張性財政計畫共同推高了赤字,高盛直言「當前路徑完全不可持續」:債務與GDP 之比即將超越二戰後峰值,基本赤字在經濟強勁期仍遠高於歷史均值。更棘手的是,川普的貿易戰與關稅政策加劇了這一困境—— 高關稅可能抑制經濟成長、推高通膨與利率,進一步抬升償債成本,形成「關稅- 通膨- 利率- 債務」 的惡性循環。
面對危機,政策層面卻陷入政治化歸因。伯恩斯坦呼籲國會預設「緊急時刻」 財政應對機制,卻迴避拜登政府支出的影響,轉而聚焦川普政策;而川普則透過施壓聯準會降息試圖緩解債務壓力,這種「以貨幣寬鬆掩蓋財政失衡」 的思路,為後續市場波動埋下伏筆。
二、貨幣政策迷霧:聯準會與市場的“預期拉鋸戰”
聯準會的政策路徑正成為市場波動的核心變數。年初時,交易員幾乎篤定9 月將重啟降息,但7 月強勁的就業數據與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,使這一機率從「板上釘釘」 降至約70%。 6 月CPI 數據因此成為「勝負手」—— 巴克萊指出,6 月CPI 歷史上偏離預期幅度最大,若顯示物價壓力升溫(尤其受川普關稅推動),可能徹底動搖降息預期,推高美債收益率;若數據溫和,則可能重啟寬鬆押注。
政治幹預進一步加劇了政策不確定性。川普多次公開批評聯準會主席鮑威爾,甚至暗示其應“辭職”,德意志銀行警告,這種風險被嚴重低估:若鮑威爾被強行罷免,24 小時內貿易加權美元指數可能暴跌3%-4%,美債市場將出現30-40 個基點拋售潮。荷蘭國際集團則指出,這可能導緻美債殖利率曲線陡峭化— 短期利率因寬鬆預期下行,長期利率因通膨擔憂上行,反映市場對「政策可信度受損」 的定價。
目前聯準會內部亦存在分歧:鮑威爾強調「適度限制性」 利率立場,點陣圖顯示年底前或降息兩次,但7 位官員認為2025 年不會降息,沃勒等理事則暗示最早本月重啟降息。這種分歧與政治壓力疊加,使美債市場陷入區間波動—— 兩年期收益率在3.7%-4% 震盪,波動率降至三年多低點,交易員延續「逢跌買入、逢漲賣出」 的短期策略。
三、企業獲利與股市悖論:低預期下的分化與機會
與債市的謹慎相比,美股在經歷4 月拋售後台升創歷史新高,但二季度財報季的「成績單」 能否匹配樂觀情緒存疑。彭博情報數據顯示,標普500 成分股第二季獲利預計僅成長2.5%,為2023 年中期以來最疲軟表現,11 個板塊中6 個預計利潤下滑,全年成長預期從4 月初的9.4% 降至7.1%。
這種「低預期」 反而成為潛在利好。嘉信理財指出,目前預期門檻極低,企業更容易達到超預期,重點在於毛利率能否抵禦關稅壓力。科技巨頭的表現尤其關鍵:「七大科技巨頭」 預計第二季獲利將成長14%,若剔除它們,標普500 利潤或微降0.1%。儘管貿易環境不確定,微軟、Meta 等仍計劃2026 財年將資本支出提升至3,370 億美元,AI 投入成為核心成長點,貝萊德認為「AI 是最持久的主導主題」。
市場分化與外部變數加劇了複雜性。標普500 成分股未來一個月預期相關性僅0.12(近10 年僅3.2% 時間低於此水準),顯示個股走勢高度分化,選股重要性凸顯。同時,美元走弱(今年下跌10%,為1973 年以來最差上半年表現)成為出口企業“被低估的順風”,尤其利好海外收入佔比高的大盤股;而歐洲企業則因關稅擔憂與歐元走強(年內升值13%),盈利預期遭持續下調,汽車、礦業等板塊受最大影響。
結論:政策漩渦中的市場邏輯重構
美國金融市場正經歷「政策主導型」 波動:債務利息與GDP 之比的陡峭上升通道,使利率成為連接財政與貨幣風險的核心節點—— 聯準會若屈服於政治壓力過早降息,可能推高長期通膨與利率,加劇債務負擔;若堅持抗通膨,則直接放大利息支出壓力。這種「雙螺旋陷阱」 與企業獲利的分化、美元的走弱相互交織,使市場定價邏輯從「經濟基本面驅動」 轉向「政策博弈驅動」。 這場橫跨財政、貨幣與企業層面的博弈,正重塑全球資本對美元資產的信心邊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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